穷  而  后  工

       ----忆国画大师徐枯石先生

国画大师徐枯石先生去世近二十年了，每每想要写点文字纪念他，却总不知如何下笔，也许太过了解的缘故吧。想起徐老，总觉霭然如在眼前，文字之类似嫌多余了。但好友几次相催，也就狠下心来，写下这篇文字，以纪念我们敬爱的徐老。

1984年秋季，泰山下，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相约拜访著名画家徐枯石先生。那时，我们刚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泰城，早听说枯石先生是齐白石、李枯禅大师弟子，拜见如此一大画家，不免有些激动。

枯石先生与老伴住在泰城洼子街一个小院里，碎石垒起的围墙，不足一人高，透风透光，隔院可观外部，外边人也可见墙内风光，几间看不出年代的平房老屋，被烟薰火燎得满墙灰黑，室内潮湿、阴暗，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和摆设，一张农村常用的八仙桌子，大概是从老家搬来，油漆斑驳，桌面上铺着画了大半的宣纸，是一幅四尺的“迎春图”，一树藤萝，数只鸡雏，没画风，却似春风拂面，给阴暗的房子，增添了无限的春色。

两位老人喜形于色，亲热地招呼我们坐下，嘘寒问暖，闲话家常，我们也没叫老师，按农村的风俗，喊“大爷、大娘”，一直到两位老人先后故去。现在想来，那时枯石大爷已经是75岁高龄，大娘也已55岁。两位老人在泰城没有至亲，我们几位同在异乡的人，便成了老人家中的常客。其时，老人已大有知名度，加之与时任泰安行署专员曹礼琴先生交好，往来求画者可谓“络绎不绝”，客气些的提了烟酒糖茶，也时有人称“某领导”嘱，大大咧咧走上门来索画，更有人指令，让其送一批画到某部门办公室，分送有关领导。老人从不拿架子，几乎有求必应。如此，常常是贴了功夫，贴茶水，还要贴纸墨，老人是乐此不疲，倒是难为了大娘。一则，刚从乡下搬到城里，家底微薄，收入没增加，反而多了这些支出；二则，心疼老人，七老八十了，日夜作画，有谁能经得起这么熬煎？说归说，劝归劝，老人还是一如既往，似不食人间烟火，仍沉浸在作画、赠画的乐趣之中。

老人是要追回逝去的时间吗？30年代求学于北华美专，师从齐白石、李枯禅、王青芳诸大家，正是艺术之路直上青云的黄金年华，却不料日寇侵华，将其艺术天梯拦腰砍断；解放后入济南诚通纱厂，专事职工业余教育，业余时间也能够醉心于绘画了，却又不料，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回原籍劳动改造。好在乡人淳朴，并不拿他们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看待，给了他们公社社员的待遇。大娘跟着生产队参加劳动，大爷做不惯农活，便拾大粪，交给队里顶工分。为贴补家用，老人经常到附近集上卖画，带着一卷画，却往往是空手而回。那年月，乡人多吃不饱，穿不暖，谁会有闲钱买不顶吃，不顶喝的画呢？把卖不了的画寄存在熟人家里，到集日再去卖，几次卖不了，也就永远的寄放在那了。好在老人有些经济眼光，发现过年时家堂柱子挺好卖，便也画起来，拿到年集上卖，总算能够凑点过年的钱。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其间，无论如何艰难，老人从未中断过绘画。大粪之臭，难掩艺术之香。

直到1982年，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老人摘掉了“右派”帽子，落实政策，迁到泰城居住。老人终于能够随心所欲地作画，如沐春风，此等大好时光，岂能白白辜负？他在一幅画中直抒胸襟：“孰云秋光，不如春光；鸟语啾啾，菊花芬芳；初此盛世，勿负时光；挥笔作画，老当益壮。”

尽管徐老对他人慷慨无比，却很少给别人添麻烦，更不会投机钻营，通过关系谋取利益。无论是身居要职的领导，还是向他求画的晚辈,即是有人主动要求帮助，老人也总是婉言谢绝。有一年，我们随徐老到济南趵突泉公园搞画展，这次画展是省里两位领导老友操办的，吃大餐，住大宾馆，可谓易如反掌。但两位老人却随身带着铺盖和煎饼，饭吃自己的，夜里就睡在展厅里。

1990年，洼子街拆迁，两位老人又搬到旧镇一所低矮楼房里。好在是一楼，前边还有个小院，老人种了一树葡萄，养了两只小鸡。作画之余，老人常坐在沙发上，口含长烟袋，烟雾缭绕中，与葡萄、小鸡对话，这是他画中的爱物，愈看愈爱，常画常新；再往前，隔了一条土路，便是铁道，时有火车隆隆驶来，打破小院的宁静。老人不嫌乱，反觉生活本该如此。毫无疑问，他用作品，画出了自己的清贫、干净和崇高，说出了自己对生活和生命及这个世界的热爱，从这个层面上说，他的作品是永恒的。

    每年的5月26日，是枯石大爷的生日，也是两位老人最开心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客居泰安的我们和一些来自济南、新泰等地的学生，便早早来到这儿，为老人祝寿。做菜之类的琐事自有晚辈们忙活，枯石大爷要么与某位晚辈杀盘象棋，要么手执长烟袋，与众人谈天说地。谈的最多的当然是绘画，老人虽极少自夸，但也绝不服输。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于艺术，老人有足够的自信；另一方面，源于其老而弥旺的探索精神。笔者珍藏徐老几幅画，其中一幅名为“远瞩山河壮”，题字曰：“顺笔易，逆笔难，人多避难就易而为画，此幅为余以变难为易之法而绘之也。若何，就教于方家。”作此画时，徐老已经八十六岁，距他人生的终点还有两年多。

1997年下半年，徐老一只眼睛睁不大开了，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仍是作画不停。只是已经不能画比较精细的作品了。一位侄子提醒，徐老照了镜子，才发现眼睛有疾。有次我们过去探望，大娘说，徐老夜间时有幻觉，且不断大骂有鬼。不久，病重住院，十多天，出院，复又住院，再也没出来……。去世前，有人问他，一生做了多少幅画？徐老欣慰地说，告诉你吧，我算是个高产画家，这些年，不算送走的画，总共得有三千多张吧！

徐老去世后，大娘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只得靠卖画为生。日子过得更为节俭，一次晚间去看她，敲开门，灯才亮。大娘说，她一向这样，没客人时，不点灯，开着电视，足够亮了；一日三餐，老人也是节省得不能再省，常常买个热烧饼对付过去，很少做菜。因而，有朋友通过我买画，我就先约定，去了不能讲价，大娘说多少就是多少。卖了几次画，大娘有意送我一张，我拒绝，老人的生存指望，作为晚辈怎么能够据为己有呢？还有一事，也许知道的人更少，徐老在世时，大娘曾捡破烂贴补家用。大娘说，早上很早起来，戴上口罩，没人认得出，常常收获颇丰。

现在，徐老被公认为国画大师，有谁能想到，徐老生前，竟是这么一种生存状况？很多人说，依徐老的资历和关系，稍动脑筋炒作，即能财源滚滚。但是，徐老如常动这样的“脑筋”，还会成为大师吗？看来，一位大师的炼成，真的需要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