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艺术要走出象牙塔

　　所谓“大画家”在老百姓的眼中，就是要有那种“一招鲜”的绝技，比如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毛驴，几乎每个对中国美术稍有了解的人，都能津津乐道地说上几句。个中原因其来有自，不过多少有些不全面，因为作为“大画家”，“一招鲜”恐怕还是单薄了些，正如著名雕塑家许鸿飞所说：那只能算技巧，算不得创造力。事实上，以“毛驴”被很多人记住的“大画家”黄胄，也是中国现代画坛上最顶尖的人物画家之一。
　　一生遇到四位恩师
　　黄胄1925年生于河北蠡县梁家庄，原名梁淦堂，字映斋，后来自己起笔名黄胄。他并非出自书画世家，天赋似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祖父是乡里戏班会头，耳濡目染，小时候的他常画“戏子人”。上了一年中学后，父亲病故，他于是辍学，之后为了学画，远走西安。
　　黄胄自言一生中有四位名画家对他影响颇深，他们是赵望云、徐悲鸿、司徒乔和韩乐然。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黄胄研究专家张天漫向记者详解了四位名家对黄胄的影响。这四位画家中的三位——韩乐然、赵望云、司徒乔，都是大西北写生中的杰出画家，“他们为中国现代画坛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把青年的黄胄带进了时代的洪流，美术革命的狂澜。如果说黄胄在韩乐然处学到了绘画的精神和内容，在赵望云处又学到了‘为什么画’、‘画什么’、‘怎么画’的艺术路线，那么他在司徒乔这里学到的是艺术的立场和方法。这在他的《黄泛区写生》和六次新疆之行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1942年，17岁的黄胄遇到了韩乐然，黄胄由此认识到西画的长处，也了解了部分外国的美术知识。
　　1944年冬，黄胄正式拜赵望云为师。赵望云是“农村写生”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黄胄师从赵望云长达5年，学画之外，最大收获是得到了服务大众和直面人生的创作理念。
　　黄胄的第三位老师是广东开平籍杰出画家司徒乔。司徒乔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美术改革潮流的主将，一生以“反映老百姓的苦难生活”为己任，积极发扬“我手写我心”的艺术精神。1945年冬，经赵望云介绍，黄胄到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当时司徒乔作为卫生部门和联合国救济总署联合组成的“营养调查团”成员，在开封一家画店偶然见到黄胄画的马，便打听到他的地址，邀他一道去黄泛区写生。此行之后，司徒乔创作了《义民图》等重要作品。
　　1950年，黄胄认识了他艺术道路上的第四位老师徐悲鸿。张天漫指出：“他对黄胄的影响虽不是直接的传承继果，而是在创作理念、审美观点、绘画规律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对黄胄的知遇之恩也是师生之谊的楷模。”
　　苦学勤练手不离速写本
　　黄胄的成功，与他的勤奋密不可分。借由张天漫女士的帮助，黄胄先生的家人对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便有不少黄胄苦学勤练的轶事。
　　夫人郑闻慧讲了一个故事：1947年，赵望云派黄胄到兰州机场去接中国敦煌艺术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油画家常书鸿。黄胄当时带着一个速写本——“那个速写本我见过，是他自己做的，一边有一个轴，可以卷动”——边等边画。常书鸿见到他时，说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画的东西，黄胄就一段一段卷出来给他看。卷了一丈多才腼腆地说，没了，就这么一点。常书鸿说画了这么多你还觉得不够？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你以后一定是一个大画家。
　　到了晚年他也是一有时间就画画，而且基本上是看到什么画什么。他用速写记录和反映生活，同时又为创作收集素材。
　　黄胄对人物造型有着自如的掌控能力。郑闻慧举了个例子，在福建时，黄胄曾带着学生张道兴等外出写生，走到一棵榕树下歇脚，大家都觉得一棵榕树，一口水井实在算不上什么入画的题材，但黄胄却先起勾勒出一棵大榕树，接着又渐次将刚才在树下经过的行人——挑水的、下棋的一一添补其中，巧妙组合，精心挥洒，一件“大树底下好乘凉”的佳作便诞生了。
　　让少数民族形象成中国画坛瑰宝
　　黄胄虽然受徐悲鸿影响很深，但却被视为现代画坛上最早突破蒋(蒋兆和)徐人物画体系的画家。张天漫告诉记者：“首先是他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由于他长期深入生活，熟谙各阶层的社会生活，他以炽热的情感、强烈奔放的线条、生动活泼的造型，塑造了无数崭新的劳动者的人物形象。从人物形象来说，他一改过去神仙、道士、高士、仕女的传统形象，秉承了老师赵望云的绘画思想：走向社会、关注社会生活，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
　　“其次是他的人物画展现了丰富内容”——少数民族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他们开朗、活泼、热情的性格，鲜艳夺目、极富装饰性的服饰，矫好的身材等，都成了画家的描绘物象。如《塔吉克舞》中欢舞的塔吉克姑娘，《套马图》中在马背上套马的牧人，《鹰猎》中架鹰出巡的牧人等。这些典型人物以崭新面貌出现在画面里，“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绘画所没有体现的内容，创造出突破传统的足以影响中国画坛的不朽之作”。
　　黄胄作品中的“速写”特色也让很多人欣赏。冯远指出：“他强化了速写的表现性，不以一笔一墨一线的精致为求取目标，而寻求笔、墨、线交替使用所显现的丰实感觉。看似不经意的复线、废线、甚至败笔，实则有意为之，尤其对于多人物组合和群像场面的整体把握十分有益。复线恰到好处的大量使用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黄胄画风的泼辣与强悍。”
　　对话张天漫——
　　黄老在新疆找到了直抒感情的最佳载体
　　广州日报：黄老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必攻不守”，应当如何理解？
　　张天漫：黄胄创作的观点是“必攻不守”，他不墨守成规，不固守古法，自学成才。他主张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通过速写的方式将生活融于艺术。他说，“如果为笔墨而笔墨，为技巧而技巧是不行的。必须从生活出发，为了表现生活，表现自己对待生活的真实感受而去锻炼笔墨。这样去努力实践，即使技巧差一些，还是会有成绩的。”
　　黄胄是一个勤奋的多产画家，他的每件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来，他特别重视对描绘对象形神的把握。他在大量解决造型和构图的写生过程中坚持用毛笔，同时临摹、吸收古人营养以丰富和完美自己。他练习笔墨的目的是让笔墨更好地服务于内容，更好的表现内容，达到内容与笔墨相互生发。
　　广州日报：一般评价黄老是将速写成功融入中国画，扩宽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否具体谈谈他的这一创造？
　　张天漫：绘画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技术性成就取决于多画熟练，而艺术性的成就却取决于“画什么”，取决于审美意识的高下和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能否引起观众的共鸣。1948年以前黄胄多是画关中、平凉、河南等地的农民。但是自从他到新疆写生以后，黄胄的绘画找到了一个直抒感情的最佳的载体。边疆少数民族在翻身解放后，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新疆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豪放的性情与黄胄敏锐、豪放的性格十分相符，大漠的西北豪情也借着画家画笔展现给了观者一片崭新的天地。黄胄深入各阶层，以速写创作了大量以生活为基础来表现新社会劳动人民新生活的作品，这些都是以往画家没有涉猎的，使人物画的绘画表现领域和题材都大大地拓展了。
　　黄胄甚至会对同一个题目进行多次再创作，用再现的手法把画家在他不同时空中现时的诸多理念记录并重构，在艺术创作中体验行进中的生命价值，这是将洞察事物的敏锐性和冒险探索性相结合的大胆尝试，留给我们的深度思考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