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余和平的水墨山水画，总感到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其深厚的传统功底，由新近的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深刻体验铸造而成的意境，把观者很自然地带进了他的艺术世界，并使之体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及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中国水墨山水画所提出的特定形式要求时，画家是如何出色地解决他所面临的艺术问题的。
　　概括地说，余和平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师造化”，也即“水墨山水写生”的问题。具体地说，他的写生法发明了新的云水表现范式，为中国水墨山水画提供了新的形式语言。
　　历史悠久的中国水墨山水画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巨变，从传统意义上的“水墨山水画”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风景画”。余和平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变化，他说“现代水墨山水画也包括风景风光之类”。这个变化要求中国的水墨山水画家到户外去写生，到自然中去感受自然，捕捉变幻莫测的自然景观在画家心中所激发的“情绪的骚动”，这与19世纪欧洲艺术家的情形颇为相似。这个变化也标志着中国水墨山水画从文人怡情养性的业余追求向现代专业性画种转型的完成。
　　写生在西语中的意思是“依据生活绘画”[painting from life]，我国的传统术语是“师造化”。余和平先生曾在其《水墨山水写生法》自序中，对写生的含义、目的与方法作过言简意赅的解释。对于许多人来说，写生已成为空洞符号，或用作行话敷衍任务，或当作背时的做法加以轻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企图照样画葫芦而忽视风格的简单方法。在余和平看来，写生绝非简单，它不仅对于他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而且对于人类整个绘画史的发展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这种得自真实生活感受的技法，不知不觉中塑造着艺术家的“个性”，决定着他的“偏爱”。余和平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与许多艺术家一样，他也喜欢将艺术灵感归于“个性”的作用，误以为是“个性”在导引艺术家选择题材、风格与技法，如他所说，“他看到的往往是想画的东西，即使是不经意或错觉，亦会随着自己素养和偏爱(个性)自然而然得以加工升华，并自然而然地留下作者自我的‘印记’”。殊不知，正是对“个性”的模糊认识与盲目张扬(文人传统称为“抒发胸臆”)恰恰贬低了“写生”的意义。而就余和平而言，恰恰是他超脱的本性，使他甘于寂寞，免于时风的感染，坚守自己的艺术目标，他深信，作品的艺术境界最终取决于画家自身修养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