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骥才谈他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 我的绘画观与文学观不同，我的画太私人化。 文学于我是一种责任方式，绘画则是一种心灵方式。所以我说，人为了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 从本质上说，我是理想主义者和惟美主义者，然而我的理想主义和惟美主义很少出现在文学里，却常常流露在绘画中。 我的文学不回避审丑，我的绘画却只惟美。 我认为意境是中国画至高无上的追求。境是空间形象，是画;意是诗文，是文学。意境二字是文学与绘画融合的高度浓缩。 这里所说的文学，古人指的是诗，我则以为散文更适于当代。 诗的境界多集中在一个点上，散文的情境则是一个个线性的段落，可以叙述。我追求这种可叙述的散文化的意境。 还有，我的绘画灵感多来自一时的心绪，一个融入心境独特的画境的不期而至;我不画人物，我喜欢寄情于山水，寓意于风物，所以我对大自然的变幻乃至光影都极敏感。 我必需叫充满潜力的笔墨依从本人的需要。因此我相信，我虽然不去刻意与众不同，但它一定是“不一样的绘画”。 文学 写作于我似乎与生俱来。 我用心灵和思想生活;它是心灵和思想的器具。 能够最精确地解析生活和表达思想的是文字，而用文字来创造美与生命的是文学。 我喜欢笔在纸上行走的感觉。这时，我感觉我思想的河流穿行在纷纭而峥嵘的生活的大地上。 我的文学观是：记录心灵的历史和历史的心灵、挖掘人性和创造属于自己个性的语言与文本。 对文学的忠实缘自于捍卫生活的真实。哪怕我错怪了生活，但写作那一刻我必须绝对真诚。 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因与时代纠结太深太紧，责任二字天经地义。它一头在骨子里，一头在笔管里。 最后要说：写作常常来自沉重的心，写作是心的出路。 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搁笔不写了？ 等到我的心平静了，便把笔帽套在笔上吗？ 我想不会，作家的心是永远不会平静的;文学将伴我终生。 文化遗产保护 这一巨型的工作是闯进我的世界中来的。它于我，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然而直至今日，我仍嫌自己觉悟得太晚。 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与现代社会，就有了公共遗产观，即把前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创造视为不能丢弃、必需传承的文化财富。保护遗产的观念最初来自知识界的文化先觉，比如法国的雨果、梅里美、马尔罗和一百多年前救火般抢救敦煌文书的一代中国学人。 我们必需：一边投身于山川大地，在濒危的文化中进行普查与抢救;一边在各种场合不停歇地呼吁、宣讲、传布，以唤起社会对文化遗产的关切与保护的自觉。 这一工作的漫无边际常常使我感到力不从心，但我没有过一瞬想到放弃。担当，是无比壮美的人生感受。 从来没想到这工作使我更加了解与深爱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十多年来，文化给予我的远远超过我为它做的。 它是养育我们的精神的母亲。如今她遇到麻烦而且是大麻烦，有什么理由不撇开个人的事，牢牢守候在她的身边? 人类文明的传承像火炬传递。我们从先人手里接过火炬，决不能叫它灭掉，反而要它熊熊燃烧，然后完好地交给后人。 教育 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 朋友说，文化人最好的归宿是晚年把自己安顿在大学里，整理思想，做研究做学问;而我到大学却出于一种很强烈的现实责任。特别是这座学院以我的名字命名，就更加重我的压力。 我说责任，是因为我身边太缺乏年轻的有识和有为之士，我要在学院建立起一支真正的人文的工作团队;我不喜欢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不喜欢制造高不可攀。我追求有生命的思想，即在思想里听得到现实的脉搏。 同时，我认为当今大学缺乏灵魂，这灵魂就是人文精神。我想在大学校园的腹地建设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为此，我院的院训是“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 我对研究生最高要求不是论文，而是视野、思想能力、操作力、对社会和文化的责任。 我重视大学的文化保存，追求学院的博物馆化。经典和纯粹的文化精神应当首先由大学体现出来。 学院的背后应是独立思考与活跃自由之思想;学院的面孔应是一种由深厚的文化积淀养育出来的文化气质和明彻镇定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