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作诗是因为“字写得非常差” 追思诗人汪国真
汪国真简介 汪国真,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当代诗人、书画家。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1984年发表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掀起一股“汪国真热”。[3] 2005年始,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2] 2005年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2015年4月26日凌晨两点十分,汪国真去世,享年59岁。
4月26日,诗人汪国真的去世引来很多人追思,在上世纪90年代,汪国真诗歌的盛行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却并未得到主流文学界太高评价。有网友感慨,追忆的不仅仅是汪国真的诗,更是怀念逝去的青春。 昨天,诗人、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诗歌所达到的现实水准来看,汪国真的诗是乏善可陈的,但是他的诗歌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有理由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而汪国真生前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总结:“我的诗能形成一种热潮,是不断努力的结果。” 唐晓渡(诗人、诗歌评论家) 与70后记忆联系在一起 昨天,诗人、评论家唐晓渡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说:“汪国真去世只有59岁,他的过早去世是很令人痛惜的,祝他安息。”如何客观评价汪国真的诗歌?唐晓渡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他的诗歌本身所达到的高度,从当代诗歌在上世纪90年代所达到的现实水准来看,在这个尺度面前,他的诗歌是乏善可陈的;另一方面,从80年代以来诗歌多元化的角度来讲,他的写法和文本的影响,有理由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这是应该尊重的。” “我也看到了网上网友的话,确实引起了很多70后的回忆,汪国真的诗歌与他们的青春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借用经济学的市场细分理论,他拥有自己的阅读份额,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从比较高的要求来说,在当代诗歌取得的现实成就面前,比较苛刻的说它是浪漫主义末流的东西。”唐晓渡表示,汪国真的诗歌与当时的“审美潜流”是合拍的,受到了很多年轻大学生喜欢,特别是情窦初开的女生的欢迎,也是客观存在的。 在唐晓渡看来,汪国真在上世纪90年代的流行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他的流行与90年代当代诗歌陷入低潮有关,在社会转型期很多读者也比较迷茫。当时我们陷入一种挫败感之中,在这种比较低迷的情况下,他的诗确实吸引、满足了一种青春期的情感需要,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 唐晓渡曾在《诗刊》杂志工作很多年,他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评价标准来看,汪国真的诗歌在《诗刊》是很难发表的,后来也没有发过他的东西。我觉得从诗歌发展来讲,诗人与诗人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恶意,相信批评汪国真的人对他本人也没有恶意。”唐晓渡提到了台湾的席慕蓉,认为她和汪国真有相似的地方,“在台湾对席慕蓉诗歌的评价,远没有大陆这么高,发行量并不能评价一个诗人的诗歌水准。” 费勇(曾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汪国真的诗留给时间评定 作家费勇曾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这里也是汪国真的母校。谈到汪国真回暨南大学的经历,他说:“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2000年前后曾两次来到暨南大学讲座,场面还是很火爆的。很多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都读过他的诗歌。在外面,学术界对他的诗歌评价比较冷淡。” 如何评价汪国真的诗歌?费勇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有很多东西很难去评价。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中学生、大学生那么喜欢汪国真,他诗歌里理想主义或者激励力量与这个社会的关系。从学术的角度看,很多文学作品一两百年之后,评价会发生变化,比如《红楼梦》和《金瓶梅》,当时不受主流文学重视,认为小说是很低级的东西,却又在某一个大众圈里流传。” 费勇提到最近余秀华的诗歌作品非常畅销,这说明大众对诗歌有需求的,“我们现在文坛上自己认为是诗人的作品,很多大众不爱看。不能狭义地说纯文学就是高级的,应该抱着尊重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尤其对汪国真这样的,影响过很多人的诗人。”他认为,中国诗歌评论界一直对汪国真比较冷淡,没有认真去研究过,这是不恰当的。 □汪国真的诗歌路 作诗是因为“字写得非常差” 汪国真祖籍厦门,1956年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他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在北京仪器仪表修理厂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 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衡量考文科的把握会比较大,于是弃理从文。1978年考入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至于为何选择创作诗歌而非散文或小说,汪国真曾表示一是自己常有诗歌的火花,二是当年字写得非常差,为防止投稿后编辑看不下去,就选择写诗。 上世纪90年代“也没怎样就火了” 1979年,《中国青年报》校园版刊登了汪国真的第一首诗。从此,他把作品撒向各地报刊,他曾透露遭遇过90%的退稿。 1990年春天,汪国真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坚持写诗。也是那一年开始,其诗集手抄本在北京高校流传。北京学苑出版社的负责人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一炮而红。他回忆:“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汪国真创作主题昂扬而超脱的诗歌,引发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汪国真热”。这一年汪国真还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诗歌被领导人引用“吓了一跳” 汪国真曾出版《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诗情于此终结:汪国真诗选(汉英对照)》《青春在路上——汪国真新诗精选》等,不少作品曾入选各类语文教材。 在2013年10月8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曾引用汪国真的诗句:“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出自作品《山高路远》)。之后,汪国真回忆:“那天晚上我从外地坐飞机回北京,刚落地,打开手机,短信像潮水般涌来,吓了我一跳。朋友都在告诉我这件事,因为《新闻联播》把这两句话播出来了。我知道熟悉这两句话的人很多,但没想到领导人会在这个场合引用。” 向往爱情“像兰花一样” 1992年,36岁的汪国真低调地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在众多采访中,他鲜少谈及家庭生活。被问及结婚是嫁给一个人呢还是嫁给幸福,汪国真说:“是嫁给一个给你带来幸福的人。” 参与2013年央视的《我们的节日》七夕特别节目录制时,汪国真透露自己的初恋是26岁,向往的爱情像兰花一样,平凡、从容、素雅,“爱情要顺其自然,但若遇到自己喜欢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自述 盗版书标志作品的生命力 25年来,我的诗集再版过7次,至今我的书仍然被盗版,这说明我的诗歌还是有人读的。我由此也把盗版书看作是自己诗歌生命力的一种标志。我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我80元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怎么看待诗歌被批评?)对于诗人来讲,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人民是什么?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如果你否定了大众,那你的人民如何谈起?当然,除了人民的看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热潮面前拿得起也放得下 我的诗能形成一种热潮,是不断努力的结果。我以前写过这样的诗: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那时候的诗平凡,没有不凡的东西。干什么事总是要有一个过程,从普通变得不那么普通。 我向来是乐观豁达、拿得起也放得下。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热点,人们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这些年,都说我离开诗坛了,但实际上我的心还在,偶尔也写诗。我的兴趣很广泛,诗歌、书法、绘画、音乐都是我的最爱,整天忙得都无法停歇,根本没时间去想是否会被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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