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生命的核心问题，是本我（Id）被自我（ego）压抑的问题。本我就是生命的本能，弗洛伊德称为“力比多”（libido），自我是人的社会性，它要求人遵从社会规范，不任由本能驱使，这就造成了人的社会性对本能的监禁，本我对自我的压抑。在西方思想史上，这是对人性认识的深化：从中世纪的灵魂论，到文艺复兴的肉体论，再到弗洛伊德的生理心理论；从every soul（灵魂的人），到everybody（肉体的人），再到each individual（个体的人）。
　　中国的儒家思想也关注人，这个人，是社会意义上的人，因此给出整套需要遵从的社会规范，要求人“克己复礼”，遵从纲常伦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这是典型的用自我压抑本我，用人的社会性压抑人的生命本能。从清末开始，维新变法，救国救亡，国共内战，抗美援朝，政治运动，自然灾害，脱贫致富等重大国家问题成为社会主旋律，无暇顾及人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缺失，恰恰相反，现代化进程推动的都市化，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都市中的孤独个体，随着国力的强盛和经济水平提高，个体问题越来越突出，纠结和焦虑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口头禅。
　　作为最敏感的社会成员，艺术家会意识到被普遍忽略的问题，对普遍意识到问题有强烈的感受和认识。
　　谭钧近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就体现了在自我的社会性制约下，生命本能的压抑和焦虑。
　　2013年，谭钧创作了两件作品《孕育》和《局》，这时，力比多冲动还不明显，只是黑暗的画面体现出压抑的梦境，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被压抑的本我是以潜意识的形式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只有在梦境中才释放出来。不论是真实的梦还是比喻的梦，都有美梦和噩梦之分，而被压抑的本我绝对谈不上美梦。两件作品的标题的指向性也比较模糊，《孕育》勉强和力比多沾边，《局》甚至连边都不沾。这种作品和标题都缺乏鲜明指向性的现象，在设定创作方向阶段是常见的。
　　2014年，他创作了《禁果开花》 、《蓓蕾击发》 、《背负》 、《华夏之初》 、《通宝》 、《伊甸园的自由落体》 ，仅从标题中的“禁果”、“蓓蕾”、“伊甸园”、“华夏之初”这些用词，就能看出创作方向已经明确，因此在2015年创作的《结》 、《寒风》 、《蝶变》 、《货币战争》 、《不在服务区》 、《钥匙在哪里》 、《水岸》中得到延伸和深入。
　　在刚度过一半的2016年，又增加了《午夜月光》 、《臀部交流的辉点》 、《熊抱》 、《腹部的动能》 、《充血》, 还有尚未完成或命名的。
　　在上述作品中，梦境中的欲望人体构成主旋律，多数为突出敏感部位或饥渴身姿女裸体，也有只截取生殖器官或增加一个男裸体的。由于是梦境中的生命冲动，因此艺术家做了模糊处理，一种是用绵密的细线把人体变模糊化，另一种干脆把人体彻底模糊掉，只剩下隐约的人形，甚至连人形也难以辨认，这时，生命冲动的外部形态就让位于内在情绪。作品的标题，有的比较直接，如《腹部的动能》 、《充血》 ，有些则比较隐晦，如《蝶变》（女性外阴的隐喻）、《水岸》（女性生命冲动的隐喻）、《钥匙在哪里》（男性生殖器缺席的隐喻）、《背负》（人体契合关系的隐喻）、《寒风》（体温需求的隐喻）、《结》（性结合部的隐喻）、《不在服务区》（性伴侣的缺席的隐喻），而《通宝》与《货币战争》则指向两性关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商业性，也就是异化。顺便提一句，谭军还是位诗人，因此，画的标题可以理解为诗的标题，只是内容部分不是文字，而是图像。
　　除了每个人都有的个体生命的焦虑，作为中国艺术家，谭钧的创作还体现出个人身份的纠结，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货币战争》里美元和人民币所代表的交配权问题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的抽象水墨和彩墨画的创作中。
　　在油画创作过程中，谭钧还穿插了抽象水墨和彩墨。前面说了，他的油画有一种是用生命冲动的内在情绪取代外在形态的，他的抽象水墨和彩墨可视为这一类型的油画延伸。由于水墨无法摆脱的民族文化属性，于是生命的焦虑也就增加了一层身份的纠结，比较而言，彩墨由于色彩的作用而偏向于生命叙事，身份叙事成为低音部，水墨则由于色彩的缺席而偏向于身份叙事，生命叙事成为低音部。生命叙事在谈谭钧的油画时已经谈过了，就不在重复。身份叙事，除了在压抑、挣扎、焦虑不安这些和生命叙事相同或相似的部分，还有分崩离析、千疮百孔、枯竭衰变的一面，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民族文化身份，是不是像谭钧在他的水墨和彩墨作品中表现的那样？
　　经常有人问，画家是这样想的吗？他也许没这样想，但他这样做了，我们没过脑子就做出来的事情还少吗？再说，批评家主要是看艺术家做了什么，他们怎么想的由他们自己说比批评家说要好。(王小箭／文)

 　　　　　　　　　　　　　　2016年6月17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