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你的作品总是贯穿着不安和痛苦，这种痛感来源于哪里？

　　曾梵志：我从小记忆力好。亲眼所见的支离破碎的记忆，一闭上眼，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人的极限我都经历过，饿得不行，隔着玻璃看冒热气的包子，想吃，但是没钱。16岁在印刷厂，连着3天熬夜加班，体力透支，不停搬东西，累得可以在任何地方睡着。冷得不行，没有衣服穿，还得站着，恨不得晕过去。然后回头看，从零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有了。我觉得我不怕失去什么了。金钱这一关，我过了一半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艺术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是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吗？

　　曾梵志：风水轮流转，不只是转到艺术家，而是各行各业都被关注，都有顶尖的出来。当全球的目光都落到中国时，你喊一嗓子就被看见了。这种艺术的繁荣也是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发展而必然发生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重要的艺术家、建筑师都在那里聚集着，因为那里有钱。说艺术家不爱钱那是假的，有钱才有更多创造力，做更多事情，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的巴黎、二战以后的美国，都是因为政治经济最发达而成为艺术中心，他们给艺术家搭建了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表演就会有最响亮的掌声，所以很多人拼命要挤进纽约。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虽然只是刚刚开始。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说有的艺术家和画廊会用一些小手段，所谓“天价做局”，把作品的价格炒上去。

　　曾梵志：所有画价卖得高的人，都会被认为是“天价做局”。我们要往后看，几年之后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如果你未来还是天价，那就没有做局，如果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下，那你是不是做局？如果靠炒作，跳得再高也还要回到原来的位置。

　　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人愿意做局我们也不敢，因为太受关注。你知道同流合污是什么感觉吗？要让十几个人都上这条船，所有人宣誓一辈子不泄密。但总有人把事情捅出来，那你就完了。大的拍卖公司也不敢，他们是上市公司，有监管部门，不会为一点蝇头小利弄个大丑闻出来，葬送几百年基业。

　　外面的人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们没办法解释，也没必要解释。我也不想自己的画卖到那么高，一下弄到了七八千万。拍卖时是得有几个很疯狂的人才会发生这种事情。

　　人物周刊：这样会不会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同时让人觉得艺术市场存在暴利？

　　曾梵志：对，做局把天价造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赶紧去卖画，去抛售。但实际上，价格高了以后就没法卖了，也不敢去卖同一种类型的画，比如我的《面具》卖到特别高以后，我多少年都没再画这种画，没法大量获取利润。当时有的人写文章不太负责任，处在愤怒中，没有很细地去分析问题。

　　有些人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下的艺术环境？

　　曾梵志：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也许艺术家在这个时期是幸运的。在西方没有这样的情境，他们的经济和艺术发展都非常稳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而中国却很混乱，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出名，可以挣钱，聪明人都回国来折腾，有人会一夜暴富。中国太好混了，大家太着急了，太急功近利了。

　　人物周刊：这种环境对你自身有什么影响？

　　曾梵志：这种混乱、飞速变化的环境，会导致很多矛盾、不平衡、不和谐，有好有坏，模棱两可，这也是创作的源泉。我今年45岁，我有很丰富的经历，可能拥有一般西方人80岁的人的经历，甚至他们一辈子都没我这种经历。

　　人物周刊：是不是很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世界在关注中国了，希望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找到自我认同？

　　曾梵志：是。当然也有很多文章认为中国艺术品不应该卖这么贵，拼命贬低。这也没有道理，处于很不自信的状态，包括一些有地位的人。我们真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全世界去走去看，跟别人交流，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很多人就是坐在家里，盲目自卑，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创造奇迹。他自己没实力，死活就认为中国艺术不行。

　　所以需要一步一步来，向外展示而不是急着谈生意。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就是太商业化，天天想着把价钱弄高。我觉得需要5到10年时间大量做展示工作，这样你不用争别人就明白了。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给当代艺术带来寒冬，许多画廊因此倒闭，这对你有影响吗？

　　曾梵志：没有，我认为这是好事情，没人收购大量的画了。以前当代艺术热闹了，突然进来各种各样的人，不懂艺术不关心艺术，只是一个接一个剪彩，一个接一个混淆视听，做没有质量的展览。这些人不是被艺术感动了，是被热闹场面感动了。金融危机会让一切虚热退去，只有真正追求艺术的人能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的没影响，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曾梵志：我是幸福的，我拥有那么多经历，我的幸福不是卖了画数钱，而是创造。

　　人物周刊：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说些什么？

　　曾梵志：我想说的，也是时常对自己说的：慢慢来，不要着急。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曾梵志：我死了之后，他们还会保留我的作品。